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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最早发现明朝嘉靖版《荔镜记》?

时间 2014-03-16 浏览 1611 次

谁最早发现明朝嘉靖版《荔镜记》?

   董山伟

 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明嘉靖丙寅(1566)年刊本《荔镜记》,全称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》,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闽南语戏文版本,是“陈三五娘”戏剧的祖本,也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戏文之一。它对于研究“陈三五娘”故事的源流,研究闽南文化以及中国戏剧的历史演变等,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该文献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深藏于英国牛津大学而不为外界所知。

       那么,后来究竟是谁首先发现它的呢?笔者近日在查阅“陈三五娘”有关资料时,看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出版的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十卷五号载有向达先生的文章《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——瀛涯琐志之一》(下简称《瀛涯琐志》),文中明确记载了发现明嘉靖版《荔镜记》的情形,兹摘录如下——

 

 

          “在牛津图书馆的整个中文书藏中……有一种记陈伯卿(又作必卿)和黄五娘因抛荔枝和假装磨镜而成姻缘的故事,在福建——尤其是闽南——大约甚为流行。伟烈氏藏书中有《新刻荔镜奇逢集》小说(二卷,嘉庆甲戌尚友堂刊本),又有一种福建的民歌,名为《绣像荔枝记陈三歌》,所演者都是陈、黄二人恋爱的故事。而此中比较罕见的要算《荔镜记戏文》,这也是伟烈氏的藏书。书名全题为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》。每叶分三栏:上栏颜臣全部,半叶十四行,行五字;中栏插图,图两旁各系七言诗二句;下栏戏文半叶十一行,行十六字。全书一百五叶,收戏文五十五出,而无第一出,故实只五十四出。末叶上栏有书坊告白九行,今录如次:

 重刊《荔镜记》戏文(计有一百五叶)。因前本《荔枝记》字多差讹,曲文减少,今将潮、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,校正重刊,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。名曰《荔镜记》。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。……寅年。

        可惜最后一行上有残缺,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;就字体和插图形式看来,颇似明万历左右刊本。书为一种传奇的体裁,时杂福建方言,所用曲牌也不是普通南北曲中所常用的,大约采用民间小曲调子不少。上栏颜臣全是曲子曲牌同戏文,所用大概相同,也杂有福建方言。所谓北曲勾栏,都是《西厢记》中的曲子,这大约是一种半民间性的文学,如今福建一带是否尚有流传,不得而知。……

 全书一百五叶,残去数叶,故五十四出名目中第四十九出已不可知。这一部戏文在正统派的文学上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,但就民间文学而言,未尝不可以备一格;用特介绍,以请教于福建的郑西谛先生。”

 

以上这些文字,明确无误地表明早在1935-1936年间,向达先生在编辑牛津大学所藏中文书时,就已经发现并且注意到明嘉靖版《荔镜记》!且他所作出的可能系“明万历左右刊本”的判断,也近乎准确,充分体现了其博学敏锐的才华。

 向达先生在该文中还介绍到——

 “藏书中还有刊本福建民间歌谣若干种,并有一些与台湾有关的,如:《新刻莫往台湾歌》,《选刊花会新歌》(道光七年),《新刻神姐歌》,《绣像荔枝记陈三歌》(会文堂刊本),《新刊台湾十二月想思歌》,《新刻鸦片歌》,《潘必正陈妙常情诗》(又作《新刻潘必正陈妙常村歌》),《新刊东海鲤鱼歌》,《图像英台歌》(又作《新刻绣像英台念歌》,会文堂刊本),《新传台湾娘仔歌》(道光丙戌),《新刻台湾陈办歌》,《新刊台湾十八闯歌》附《节妇》,《新刊台湾风流女子歌》(又作《新刊台湾林益娘歌》),《新刊台湾查某五十闯歌》,《新刻拔皎歌》,《新传离某歌》,《新选笑谈俗语歌》(道光已酉),《新设十劝娘》附《落神歌》(丁未西园书屋),《绣像王抄娘歌》(道光六年),《新刊戏闯歌》,《绣像姜父歌》(又作《新编孟姜女歌》,会文斋刊本),一共二十一种。……”

 综合向达先生的这篇文章,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向达先生除了发现明嘉靖版《荔镜记》外,还发现了清嘉庆甲戌(1814)年刊本《新刻荔镜奇逢集》小说(二卷)以及许多道光至民国时期的闽台民歌,其中清嘉庆刊本《新刻荔镜奇逢集》又名《荔镜传》,同样是现存最早的关于“陈三五娘”故事的小说类版本,而《绣像荔枝记陈三歌》(会文堂刊本)显然也是“陈三五娘”故事的最早歌仔类版本之一。也就是说,向达先生在这篇文章中,竟然一次性发现并及时向世人介绍了三种有关“陈三五娘”故事最早的戏文、小说及歌仔册版本,贡献当然十分惊人

 此外,他在文章中还介绍道——

        “在伟烈氏藏书中尚有《新锲梨园摘锦乐府菁华》一书,凡十二卷。书分上下栏,各六卷,结衔作;

        豫章刘君锡辑

  书林王会云梓

  卷未有一牌子,作:

              万历庚子岁仲秋月

 三槐堂王会云绣梓

  这是一部传奇的选本,所选共三十四种,每种选一折至四折不等。所选的三十四种传奇,我不知道的很多,此间又无书可查,因不避烦琐,将目录钞下,尚望同好不弃,赐予指教。”

  这部含有“梨园”字样的《新锲梨园摘锦乐府菁华》,并不见于后来龙彼得教授所编辑的《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》,似乎也不见于其他文本,其是否与早期的梨园戏曲有关?很遗憾,我们至今仍无从知晓。也就是说,自从向达先生写了这篇《瀛涯琐志》之后,至今将近八十年了,竟再也没有中国人能够再去牛津大学一探究竟!

 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,向达先生的发现似乎并没有引起郑西谛(郑振铎)的足够重视,再加上后来的一连串政治运动,遂使中国大陆的“陈三五娘”研究工作未能及时走上正轨,否则的话,很可能早就应该结出了硕果!泉州人也就不必要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获得明嘉靖版《荔镜记》的影印本,并对此欣喜不已!(此时,向达先生1938带回的牛津大学图书馆“图影嘉靖《荔镜记》戏文”,早已静静地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中,但竟然被许多国人遗忘了!)

  还好,还有些人并没有忘记向达先生的重要发现和贡献。台湾著名的“陈三五娘”研究专家陈益源先生在《<荔镜传>考》一文中指出:“自从向达先生在其《瀛涯琐志》介绍牛津大学所藏《荔镜记》戏文及相关资料后,曾引起周贻白(《中国戏剧发展史》)、叶德均(《戏曲小说丛考》)、钱南扬(《戏文概论》)诸氏的注意。……”所以,台湾对“陈三五娘”的研究成果能比大陆更早显现出来,自然在情理之中。

  而特别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,向达先生这样一位才华横溢、贡献卓越的慷慨仁义之士,竟然在“文革”中惨遭迫害至死!

             

       资料显示,向达(1900~1966),中国历史学家。字觉明,笔名方回,有时署佛陀耶舍。湖南溆浦人。土家族。卒于1966年11月24日。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,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 。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,着重研究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,完成力著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。翌年刊出《中西交通史》。1935年秋赴欧洲,访求中西交通史、敦煌写卷、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 ,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。返国后先后在浙大、西南联大及北大等任教。1942年向达代表北大参加“国立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”考察敦煌,发表《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、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》。

        1946年12月,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,特务分子在北大进行破坏,向达毅然上前制止,遭特务殴打。向达当即找到校长胡适提出辞职,一直到打他的特务学生被开除才罢休。为此,他在国民党拟定的黑名单里,名列第三。

  1950年,向达毅然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志愿军“抗美援朝”。次年,党和政府请他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。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。向达深受北大“科学与民主”精神的影响,又“为人憨直、是非分明、毫不宽假”。他公开表示:“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,使他做得好,不让他变质。”

1957年大鸣大放时,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,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,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。他说:比如考古发掘,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,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?向达出言无忌的后果是可以想像的,1958年他被划为史学界第二号“大右派”。

  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向达更是在劫难逃!北大教授邓广铭回忆说:“学校命令我们立即下乡,向达也去。下乡以后,分为两组。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,二组的罪行较轻。我在二组,向达在一组。那时他有尿毒症,腿肿,走路疼痛。他去跟监管的医生说,医生只给他消炎片,也不让他看病。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,越吃越坏。”

 北大教授邹衡则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:“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,时在1966年6月,几个‘造反派’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‘坐飞机’,一跪就是几小时,……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龄。”

  向达成为“文革”爆发后北大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“牛鬼蛇神”。他先是被一再批斗,随后被下放昌平劳改,同年11月病重才得返回,至11月24日就凄然病逝了。

  呜呼!向达先生在《瀛涯琐志》中写道,每当他在牛津看到圆明园所流失的文物时,“便想起圆明园被焚,琼楼玉阙,荡为尘灰,不禁百感交集!”而当他看到牛津大学所藏“台湾郑(成功)氏所刊《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》”以及清朝割让台湾后刘永福黑旗军奋起抗日所发行的“台湾民主国股份票”时,他更是激动不已——“在当时,那些孤臣孽子,单悬海外,于鲸波落日之中,作九死一生之想;可惜的是鲁阳之戈虽挥,既倒之澜难挽。但是不有此辈,如何能为天地存一分正气,为国家争一分人格!在此曾几次翻阅这两样东西,每看一次,便增加一番感慨。”

 呜呼哀哉!向达先生呕心沥血,为祖国学术事业痴心不改,不也正是竭力“为天地存一分正气,为国家争一分人格”吗?!向达先生真值得我辈无限敬仰!

  向达先生逝后次年,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其日记中写道:“向达治中西交通史,冯承钧、张星烺逝世后仅有斯人。……向达之死,闻在去年运动中判往十三陵劳动,体力不胜,竟以不起。”

 1975年顾颉刚又记道:“治中西交通史者,前有冯承钧、张星烺、向达三家,三十馀年中相继化去,今苏继庼君亦死,国内殆无其人矣,思之叹息。”

  呜呼!痛哉斯言!让我们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!记住最早发现明嘉靖版《荔镜记》的向达先生!

 但愿天国里也能有美妙的梨园和弦管,能使向达先生,得到永恒的安息!


2014-03-16